城市行程不是从街道开始。在今天的中国，这常常开始于一次解锁。类似这样的场景：
一台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前置摄像头，扫描用户的脸，面容解锁。拇指，在屏幕上向左滑动，一次两次，找到一个黄色的图标。指肚轻轻一点，App跳出互动界面——在这里选择任何想要的生活服务。这一切缘起于某个意念：用户饿了，或者TA需要什么物品或者跑腿服务。用户可以坐着不动，平台却已经开始工作。搜索栏、商家列表、价格、图片、星级、预计送达时间，一连串快速的浏览和筛选之后，欲望被转译成订单。接着，刷脸支付。
完成移动支付的那一刻，订单被生成了。一次城市行程即将发生，但它并不始于柏油路、十字路口或人行步道上，而是发生在一块手掌大小的触摸屏里。有起点、终点、距离、倒计时，以及一位素昧平生的派送员。用户并不真正关心骑手从哪里来，也不关心TA会经过哪条街。只关心订单是否按照平台所设计的最优的路径及时送达。屏幕上，代表骑手的图标移动着，用户有意无意瞥见它，却很少意识到这竟是另一种监控。
当我在脑海里调度这些场景的时候，我正在云南田野考察。坐在云南昆明老城一家法式面包房门外，在十来分钟内，我看到四位快递员先后走进前台。他们没有真正进入咖啡厅内部，只是停留在前台和玄关之间执行他们的任务。我看见一位骑手焦急等待取餐，一拿到手提袋，就转身跑向街边还没熄火的电动车，一个马步就跨了上去。TA用左手把手机卡进车把上的支架里。手机嵌在那里，像领航员一样，实时提示算法设计好的路线和剩余时间。TA右手拧动油门，四指先弹开后又握住刹车，身体向左倾，左腿向前伸，脚和膝盖微微向左前方顶，完成一个漂亮的左转掉头。加速，离开。
那位骑手留给我一个能想起成龙电影的开放画面，唯一的瑕疵是TA丝毫没有在意交通规则。在城市里骑手们自有一套战术。他们不断创作捷径的同时也总是忽略交通规则。经常为了快速完成订单，不顾红绿灯，不顾系统导航，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全。只要藏在手机背后的那位平台算法动作指导不禁止不惩罚他们的行动，他们就不断向着结果加速行驶。
行人、车辆、招牌、门牌、行道树、隔离墩、订单提示音、鸣笛喇叭等等，像是骑手的舞伴、道具、配乐。他们的眼睛不断扫街，像街头摄影师一样寻找目标，但他们的观看不是为了构图，而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在线上，他们的呼吸、抱怨、等待、冲刺、急停和转弯，都被平台时间切割成可以计算的动作。在线下，没人在意骑手，不论是举着手机追逐街景镜头的年轻游客，还是坐在巷子口的本地老居民。在一单再接一单的叙事里，平台关注的是效率，只有骑手感受到肉身不断被需求唤醒，被系统分配的任务一遍遍重新启动。
无数似曾相识的场景也发生在2500公里以外的上海。在我工作室所在的大楼里，我经常在中午的电梯厢中遇见这些骑手。他们手里拎着塑料袋或者牛皮纸袋，装的是麦当劳、牛角包、上海小馄饨、云南米线……气味在封闭的电梯空间里飘散，有时让人烦躁，有时又像一种提醒：我也该进食了。
尽管我所在的街区商业很丰富，有很多餐厅。大多时候我也会拿起手机，打开某个黄色或者蓝色的软件，叫上一份外卖。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惯性。我还记得，在疫情大流行的那几年，社会学家项飙曾经提出“附近”概念，鼓励人们重新认识家门口一公里范围内的街道、店铺、邻居和日常关系。他的倡议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讨论，从艺术家到地产商到市政官员，附近成为了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日益平台化的城市里，附近的亲和力和批判性早已被技术和资本转化为没有温度和厚度的界面。今天，人与街区的互动不再是通过一家店、三五邻居、几条小路，这些具体而亲和的相遇。人们越来越熟悉的是速度，而不是人。
骑手是今天中国大城市中最常见的移动邻居：总是在我们周围出没，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总是经过人们，却绝对不会被人们认识。在昆明市中心翠湖公园附近，我看见街道上流动着黄色、蓝色、黑色和橙色的闪电。没人能记住这些骑手的脸，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专注于移动，完成快递任务后便消失，甚至不曾被看见。他们敲过无数人的房门，却不进入任何一种实在的社区关系。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他们成为了被平台制造出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讽刺的是，真正询问骑手身份的常常不是用户，而是住宅小区门口的保安：你是谁？去哪儿？找谁？这些被戏称为灵魂三拷问的问题，比用户的手机屏幕更接近政治。保安短暂地打断了平台路线，迫使一个移动的身体重新被看见。我曾在我所生活和工作的上海社区看到，被盘问的骑手与无法通融的保安发生争执。每每这一时刻，平台算法的隐身衣暂时失效，让人意识到系统的运行并不是完全依靠云计算。它需要通过骑手的身体来联通物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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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quan, Stars, 2024-ongoing
